比如说国企改革，要设法把国有企业的利益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结合起来。
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应对国际环境的剧烈变化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也需要深化改革。
当前，受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全球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我国出口增长呈现下降趋势，国内房地产市场在经历了前一阶段的高速发展后进入调整阶段，人口结构、劳动力供求等经济基本面发生变化，经济增长面临下行压力。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历程，分析当前面临的挑战与机遇，可以看出，要应对美欧债务危机冲击和促进国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调整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经济领域改革的实质性推进至关重要需要转变政府职能和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等，有效增加居民的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再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需要深化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统筹城乡、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以改善居民消费预期。
深化改革，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就其战略重点而言，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加快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局面。近日，国家发改委研究员杨宜勇根据他构建的中华民族复兴进程测评体系，发布了他的一个研究成果：2010年，中华民族复兴指数为0.6274。
相反，现实情况往往是，决策者没有合理使用数据，同时又受制于错综复杂的理念和利益之争，从而罔顾事实，做出错误的政策决定。综观全世界，社会治理或者说公共治理、公共政策的一个发展趋势就是科学化，而一切问题科学化的基础就是数据。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哪个结果更容易被量化，而是在政策制定过程中，GDP数据得到了决策者更大的加权，而污染指标却被忽视。当前社会治理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需要在决策制定和政策评估的各个环节推行民意调查的科学方法。
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其实一份设计合理、取样科学的调查问卷，就可以很好地量化某项法律在老百姓的心中是否公正。我认为这个例子是不成立的。
这是一种启蒙，这种启蒙是实现民族复兴的必要前提，也是当前中国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至于文化方面是否自信和开放，那指标就更多了。这又证明，中国社会其实非常需要普及在社会治理中科学应用数据的知识。举个例子，政治新闻的跟帖、视频网站的下载记录、微博平台的互动记录等都为政治从众行为的研究提供了大量数据
"十二五"时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预定目标已经从"十一五"的8%降到了7%。这与制度性的安排有极大关系。显然，要调整结构必须进行制度的重大变革和重新设计。从日韩等国实现城市化的情况来看，经济高速增长大致在城市化基本实现后结束，日本在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韩国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后期，它们的城市化率大体都到了75%以上，完成了国家的城市化转型，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另外，土地垄断性的制度安排，使得土地收益以每年几万亿元的规模从农村居民向城市居民、向地方政府和开发商转移。就像在高速公路上开车，速度太高了安全和稳定系数就会降低。
二季度我国GDP增长7.6%，创下自2009年二季度(7.9%)以来三年新低。可见，支撑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原来的四项因素都在衰竭。
因此，所谓持续高速增长并不排除经济增长速度出现高低波动，波浪式的发展才有持续性，才更加健康和稳定。另一种认为中国经济还可以维系很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政府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保增长，用一好遮百丑。城乡二元体制造成了社会公共服务严重向城市中的一小部分人倾斜，而绝大部分人只能分享很小的份额。尽管政府不断出台预调微调政策，稳定经济增长，但经济下行态势似乎仍然未改变。土地财政应下决心消灭土地财政上海证券报：对于大力推动城市化，您认为我们目前做好准备了吗？华生：应当说目前的应对还很不充分。我认为下半年经济会逐步企稳，全年GDP实现预定的7.5%的目标问题不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秋天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进一步影响了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城市化首先是人口的城市化，但是我们现在的许多政策，正好以限制外来人口作为基点。
政府不能当商人，靠卖土地来赚钱，从农民那里拿土地，然后用高价出让土地，取得土地出让金，使政府从执法者变成盈利者，这是现在房地产市场所有乱象的根源，当执法人变成牟利人的时候，这个市场不可能是正常的市场。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态势，目前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经济经过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人口资源等各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国经济会逐步降低增长速度，从原来的10%左右逐步向7%或8%，甚至5%、6%的速度缓慢回归。
与此相呼应，金融市场、期货市场的大发展也是必然。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失衡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脱节，是城乡二元经济体制跟现有发展水平的冲突。
除了上述垄断，我们还存在资源和市场的垄断。经济出现今天这种波浪式发展的局面，可以理解是为中国经济更稳定、持续的高速发展提供条件，而且有利于在国际竞争当中争取更主动的国际环境，不用在乎一年或二年间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上海证券报：您如何看待今年经济回落？中国经济未来将呈现怎样一种发展态势？华生：今年中央明确了稳增长、调结构的目标，我认为这样更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改变收入分配的状况，需要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根本的梳理和变革。
来源: 《上海证券报》 进入 华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土地财政 。对于中国来说，城市化给我们提供的不是几百亿、几千亿的需求，而是几十万亿甚至百万亿级的需求，是结构转型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这是推动中国经济今后20、30年高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也是中华民族在复兴道路上一个最重要的历史阶段。
我再强调一下，中国不可能像欧美一样用几百年时间缓慢地完成城市化过程，中国一定会走日本、韩国的道路，在今后20年、30年当中完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城市化过程。中国经济还有持续20至30年快速增长的潜力。
但我们还基本没有准备好，要完成这样的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需要我们对城乡二元经济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进行根本的、重大的制度变革，而这些事情至今没有做好准备。城市化最基本的含义，就是农民进城，城市要接纳移居人口。
第四是靠地方发展模式。而日韩现代化转型中特别成功的地方就是他们在20-30年时间中，把大多数人口从农村搬进了城市，使其成为城市居民，同时保持了经济的高速增长，而且保持了非常低的收入和贫富差距，他们在城市化完成的时候基尼系数大致在0.3左右，相当于我们改革开放开始时的水平，是相当成功的。第二靠市场化改革推进，但改革在过去30年取得了长足进展后，剩下的改革难度大大增加了。但是任何经济应对的举措都不是没有代价的。
不进行这种变革，我们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只会进一步发展，这不仅会削弱内部需求的源泉，加剧社会的动荡和不稳定，而且对中国经济下一步的成长也会是一个根本性的障碍。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很多国家发展受挫的导火线，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有清醒的认识和应对。
不要经济速度高了就批GDP挂帅，速度刚低一点又开始悲观。您一直致力于中国经济包括资本市场改革的研究，就目前情况看，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我们该如何办？华生：很多后进的低收入国家，之所以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解决了温饱问题之后，收入和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造成了社会的对抗和动荡，因此陷入了中等收入的陷阱。
中国去年的人均GDP用美元计算已经突破了4000美元，一般来说，在这个阶段城市化的水平应该在60%以上，但我们名义上的城市化率现在是50%，其中还包括了1亿多农民工。如果不扭转这些重大财富问题不均等，就不能扭转贫富差距的趋势。
